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翻譯知識

“豆瓣醬”與洗澡狂——翻譯的故事與文化


  王國維曾經說,“中國語之不能譯為外國語者何可勝道”(《書辜氏湯生英譯〈中庸〉后》,《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》卷一五),而西文中涉及中國古文獻的內容,再回譯為中文,更難免差錯。陳樂民曾經著文《難哉譯事》,就法國學者謝和耐一部書的轉譯,說到把中國古文獻的內容“譯成白話,然后又直譯成英文;現在再把英文變回來,與原文就合不到一起了”的情形,而如果“譯者國學修養有所欠缺”,將更可能影響譯作的學術質量。他提出,面對這種情況,“當然最好還是查出原文來。”(《讀書》1991年2期)這樣的意見,顯然是值得重視的。關于“豆瓣醬” 
  許倬云著《漢代農業:早期中國農業經濟的形成》,程農、張鳴譯,是影響頗廣的劉東主編“海外中國研究叢書”中的一部(鄧正來校,責任編委:劉東,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版)。原著是漢史研究的經典,譯文也大體簡潔精當,捧讀再三,收益頗多。然而譯文中仍有可以商榷之處。例如,在第6章“農作之外的選擇”中“生產與市場銷售”一節談到崔所著《四民月令》:“《四民月令》里列舉了為數眾多的物品生產活動,這些生產一方面是為了滿足家庭的消費,另一方面也為了能出售獲利。”“此外,《后漢書》有關崔生平的敘述里,也清楚地提到崔家制作和出售酒、醋和豆瓣醬等以增加家里的收入。《四民月令》里頻繁地提到這些產品。”這段論述,看起來原文語義清晰,譯文亦明白流暢,似乎并沒有問題。然而,其實問題是存在的。問題在于“豆瓣醬”。
  關于崔家制作和出售的“酒、醋和豆瓣醬等”,據說“《后漢書》有關崔生平的敘述里”曾經“清楚地提到”,又據說“《四民月令》里頻繁地提到這些產品”。然而我們讀《后漢書·崔傳》,只看到“資產竭盡,因窮困,以酤釀販鬻為業”,竟然連“醬”字也沒有出現,更無從說“豆瓣醬”了。《四民月令》中多處說到“醬”,然而除豆醬外,又有魚醬、肉醬等。繆啟愉《四民月令輯釋》說,“作醬是利用麴菌來糖化淀粉并水解蛋白質使產生氨基酸,因而產生鮮味。古代利用魚、肉類的蛋白質作原料,現在則用豆類的蛋白質。”(農業出版社1981年5月版,第24頁)《四民月令》還記載,有用榆莢制作的“榆醬”。“榆醬”又見于《說文·酉部》。《白虎通義》則直接稱之為“榆莢醬”。《太平御覽》卷九三六引曹操《四時食制》:“郫縣子魚,黃鱗赤尾,出稻田,可以為醬。”是飲食史著名的史料。《北堂書鈔》同卷及《太平御覽》卷四七八引《張敞集·敞答朱登書》又說到“蟹醬”。《禮記·內則》可見“卵醬”,鄭玄有注,可知漢代人對于這種食品是熟悉的。孔穎達解釋說:“‘卵’謂魚子,以魚子為醬。”《論語·鄉黨》:“不得其醬,不食。”漢儒馬融解釋說:“魚膾非芥醬不食。”看來漢代又有
   用芥子作為制醬原料的情形。枚乘《七發》中說到“勺藥之醬”,可能是采用芍藥作為制作醬的香料。漢代又有著名的“枸醬”,見于司馬遷《史記·西南夷列傳》。《太平御覽》卷九七一引《風俗通》:“橙皮可為醬齏。”《周禮·天官·內饔》曾經說到“百羞醬物珍物”。漢代的“醬”,已經有許多品種。言醬則以為必“豆瓣醬”,是不符合當時情形的。
     其實,許倬云關于崔家作醬一段文字下有注釋:“關于崔家酒、醋、醬等生意,見《后漢書》,第52卷,頁18a。”可見許著原文所說,可能只是“醬”,而并非“豆瓣醬”。“豆瓣醬”誤譯之所以發生,是以“現在”“用豆類的蛋白質”作醬的帶有局限性的知識,遮蔽了當時制作和食用“百羞醬物珍物”的飲食史的真實。
  關于“洗澡狂”
  法國學者謝和耐著《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》,有劉東譯本,也列入“海外中國研究叢書”(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)。其中譯文微疵,同樣涉及中國古文獻的回譯問題。如關于“個人衛生”一節,寫道:“在古代,上流社會中流行一種習俗,每10天洗一次澡,而‘沐日’也可作為官員們歸休不視政事的借口。”于是,“有關洗浴的中文詞也就得到了‘十天一期’的涵義,‘起先的洗浴日’、‘中間的洗浴日’、‘最后的洗浴日’分別意指一個月的上旬、中旬和下旬。”文中插入的譯注,態度非常謙虛:“此句中文出處不詳,權且直譯出來,留待方家指教原文所本。”(第89頁)這里所說的“起先的洗浴日”、“中間的洗浴日”、“最后的洗浴日”,當為古籍所見“上浣”、“中浣”、“下浣”或“上”、“中”、“下”。明代學者楊慎《丹鉛總錄》卷三寫道:“俗以上、中、下為上旬、中旬、下旬,蓋本唐制十日一休沐。”稱“上浣”的文例,有《花月痕》第五十一回:“時歲次乙丑,秋八月上浣,富川韓彝撰文,雁門杜夢仙書丹。”就連《現代漢語詞典》中也可以看到這樣的解釋:“唐代定制,官吏十天一次休息洗沐,每月分為上浣、中浣、下浣,后來借作上旬、中旬、下旬的別稱。”
關于“個人衛生”的內容中,又有這樣一段文字:“……還有一些洗澡狂,比如有位叫蒲承蒙(音譯)的,他每日洗臉、洗腳、洗身各兩次,一次大洗一次小洗。他洗浴時要由一大群仆人伺候,而且每洗一次要用五大桶熱水。最后應提到的是一些迷信的人,他們無論如何也不愿在鼠日或兔日(th e d ay o f th e R a t o r o f th e H are)沐浴,因為在這種日子洗澡被認為不吉利。”(第91頁)今按:“蒲承蒙”應為“蒲宗孟”。《宋史·蒲宗孟傳》記載:“常日盥潔,有小洗面、大洗面、小濯足、大濯足、小大澡浴之別。每用婢子數人,一浴至湯五斛。”而譯文所謂“鼠日或兔日”,亦似以按照中國古代習俗,譯作“子日或卯日”為好。
  文化符號:譯解的歧誤
  美國學者W.愛伯哈德著《中國文化象征詞典》(陳建憲譯,湖南文藝出版社1990年6月版),《讀書》雜志曾予介紹,說到“這部辭典是頗具啟發性的”,“當使中國文化中的象征符號得到更廣泛更深入的研究”(顏舜華文,《讀書》1990年11期)。然而其中譯文的問題卻是不能不指出的。
  如“侏儒(Dw a r fs)”條寫道,“……據說在中國本土,也有一個地區(湖南的桃潮)發現了許多侏儒,這是朝廷弄臣的一個來源。”對于所謂“桃潮”,譯注稱:“這個地名是根據‘Tao Ch ao’而拼音出的。”(第87頁)其實,所謂“桃潮”應譯“道州”。《舊唐書·隱逸列傳·陽城》:“道州土地產民多矮,每年常配鄉戶貢其男,號為‘矮奴’。”《新唐書·卓行列傳·陽城》也記載:“(道)州產侏儒,歲貢諸朝。”白居易又有著名的《道州民》詩,寫道:“道州民,多侏儒,長者不過三尺余。市作矮奴年進送,號為道州任土貢。”

 “媽祖(M a-zu)”條譯文如下:“媽祖是東南沿海地區特別崇拜的一個女神。”“1960年4月14日,臺灣培康的媽祖廟中曾為她舉行了一千零一歲誕辰慶典。”頁下又有譯注:“培康這一地名為‘Pe i-k an g’的音譯。”(第199頁至第200頁)其實,“Pe i-k an g”應即北港。馬書田著《華夏諸神》寫道,媽祖在臺灣極受崇拜,臺灣的媽祖廟、天妃宮竟多達五六百座,“如北港鎮的朝天宮,香火極盛,每年前來燒香保平安的達一百萬人以上!”(北京燕山出版社1990年2月版,第103頁)
 《中國文化象征詞典》地名的誤譯,又見于“狼(W o lf)”條下的這段文字:“在中國北方的俄德地區,流傳著一個棄嬰被狼收養,并給這孩子后來的生活提供指導的故事,……”譯注:“‘俄德’為‘o rd o s’一詞音譯。”(第354頁)“o rd o s”顯然應當譯作“鄂爾多斯”。所謂“棄嬰被狼收養”的傳說,見于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。
 又如“豬(Pig)”條下的譯文:“由于玄坦神是個穆斯林,因此沒有人以豬肉向他獻祭。”譯注寫道:“玄坦神為‘X u an-Tan’的音譯。”其實,“Xu an-Tan”應譯作“玄壇”,玄壇神即財神趙玄壇,亦稱趙公明或趙元帥。清人顧祿《清嘉錄》卷三寫道:“俗以三月十五日為玄壇神誕,謂神司財,能致人富,故居人多塑像供奉。或謂神回族,不食豬肉,每祀以燒酒牛肉,俗謂齋玄壇。”神話學者呂微指出,《清嘉錄》描述的只是清代蘇州的地方民俗,但同樣以財神為回民或伊斯蘭教徒的說法也流傳于京、津、滬等大城市。以財神及其侍者為回族人,暗示了財神信仰的背后隱含著中、西交往的文化背景。(《中國的財神信仰》,學苑出版社2001年修訂版)
在“六(Six)”條下,有這樣的文字:“中國古代百科全書《呂氏春秋》中有‘六河和‘六皇’的說法,……”(第297頁)查《呂氏春秋》,未見“六河”及“六皇”之說。《呂氏春秋·有始》:“水有六川”,“何謂      ‘六川’?河水,赤水,遼水,黑水,江水,淮水。”又《呂氏春秋·當務》:“備說非六王、五伯,……故死而操金椎以葬,曰‘下見六王、五伯,將其頭’矣。”可見,“六河”應譯“六川”,“六皇”應譯“六王”
 “原詩所備的種種好處”《中國文化象征詞典》中“花(Flowers)”條下寫道:“‘百花齊放’的口號,可以追溯到非常古老的來源。在《詩經》中,我們可以看到下述這段準備洞房的描述:‘我將荷葉撒在屋頂,將菖蒲與蘭花掛在墻上。薄荷香滿庭院,屋梁用的是香樟。墻上是貝,門上是木蘭,屋脊上是芍藥,各色藤蔓繞成了窗簾。地上鋪著草毯,墊席上垂著白玉。蘭花飄灑著香氣,榛子與荷花纏繞,蝴蝶花與百合花交映:百花在園中開放。’”譯注說:“《詩經》上查不到原文,這里是據英文意譯的。”(第114頁至第115頁)我們看這段文字,疑心原出《九歌·湘夫人》:“筑室兮水中,葺之兮荷蓋;蓀壁兮紫壇,播芳椒兮成堂;桂棟兮蘭,辛夷楣兮藥房;罔薜荔兮為帷,擗蕙兮既張;白玉兮為鎮,疏石蘭兮為芳;芷葺兮荷屋,繚之兮杜衡;合百草兮實庭,建芳馨兮廡門。”
  譯之不易,眾所周知。譯詩則更難。茅盾曾經說,“詩經過翻譯,即使譯的極謹慎,和原文極吻合,亦只能算是某詩的R e to ld(譯述),不能視為即是原詩。原詩所備的種種好處,翻譯時只能保留一二種,決不能完全保留。”(《譯詩的一些意見》,《時事新報》1922年10月10日附刊《文學旬刊》第52期)中國古詩西譯而后再回譯為中文,“原詩所備的種種好處”究竟還能“保留”多少,自然可想而知。
  說到這里,想起吳玉貴譯《唐代的外來文明》時的一段趣話。美國學者謝弗著《唐代的外來文明》是聲譽甚好的譯作,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8月版。第二章《人》中“奴隸”一節,開篇就引用了敦煌寫本中的一首詩。吳玉貴譯文作:“漢奴為我管庫倉,胡奴為我牧牛羊。腿壯奴隸隨鞍蹬,身強奴隸耕耘忙。美貌奴隸娛琴酒,細腰奴隸舞且唱。侏儒捧燭食床旁……”謝弗寫道:“這首詩的英文譯文是阿瑟·韋利根據敦煌寫本翻譯的。”(第98頁)吳玉貴注:“譯按:查韋利原書,本段詩歌未注明出處。韋利書中翻譯多出自《敦煌雜錄》,又查《敦煌雜錄》、《敦煌變文集》等書亦未見有著錄。正文中的漢譯文是譯者根據英文翻譯的。”(第121頁)據吳玉貴見告,《唐代的外來文明》出版后有熱心讀者來信,告知此詩題為  《下女詞》,原見劉半農《敦煌掇瑣》(七五·三三五○)。原文為:“漢奴專如倉庫,胡奴檢校牛羊;斥腳奴裝鞍接鐙,強壯奴使力耕荒;孝順(奴)盤雞炙旌,讒韶奴點醋行姜·;端正奴拍箜篌送酒,丑掘奴添酥酪漿;細腰婢唱歌作舞,銼短擎炬子食床。”劃線的部分為英文譯文略去。可以看到,吳譯與原文差距并不很大,原詩的韻體得以保留。可是,如此高水平的譯家畢竟不多見。所以我們還是希望能夠直接體味古人的原作。吳玉貴在無奈情況下被迫試譯的接近成功,以及讀者來信指示原作的熱誠,可以傳為譯史上的一段佳話。這一故事也告訴我們,在面臨回譯的情形時完成圓滿的譯作,是何等的困難,又是何等意義。

以上指出了幾種譯著的若干瑕疵,其實,這里不妨借用一位翻譯理論家的一段話以說明本文的用心:對于譯者介紹西方漢學家成果的勞苦,“我們連表示尊敬和感激都來不及。上面所舉的例子,沒有絲毫取笑的用意”(《林以亮論翻譯》,志文出版社1974年版)。陳樂民《難哉譯事》中的話,以為心所共通,也可以借用:“寫了這許多,好像有意挑毛病;其實無非想說明譯事之難,絕無意苛責譯者和完全否定這個譯本。”其實,筆者以上見解,有些也是請教吳玉貴、劉浦江、呂微等諸多學友方才形成的。上述意見,只不過是提醒學界朋友注意,凡涉及中國古文獻的地方,務請查核原文,理解原文,以避免內容的缺失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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